采写批评稿件，是记者的重要任务之一。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行批评稿件的采写，不仅是写作技巧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记者的思想方法问题。
　　早在１９５０年４月，党中央《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》中就指出：“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是为了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；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，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……”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，通过批评消极的东西，起到加速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。
　　大凡挨批评不如受表扬那样舒服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讲究批评的方法，却能使批评收到表扬所达不到的效果。那么，记者在采写批评稿件时，应当注意些什么呢？
　　第一，与人为善
　　社会主义新闻事业，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新闻事业，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，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手段反映舆论的工具。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，决定着记者在采写批评稿件时，不仅一定要实事求是、真实可靠，而且一定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被批评者，使人感到你确实是在帮助他们改进工作，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。“批评应该是严正的，尖锐的，但又应该是诚恳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只有这种态度，才对团结有利，冷嘲暗箭，则是一种销蚀剂，是对团结不利的。”（《毛泽东新闻文选》第９１页）
　　报刊批评的目的，是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。有些被批评者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困难和难言“苦衷”。记者在采写这类批评稿件时，一定要设身处地地站在被批评者的立场上，仔细想一想。必要时，为被批评者说说话。这样，问题的解决会更圆满。不然，通过批评之后，某个问题解决了，却又留下另一个问题，成为后遗症，不但对工作不利，往往还会使“原告”（即反映情况者）和“被告”（被批评者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，不利于团结，不利于党的整个工作的开展。
　　１９８２年的一天，湖南省衡南县体委的同志向记者反映说：“县卫生防疫站半夜三更派人将县体委灯光球场看台打掉一大块，突击筑成车库大门，汽车从球场进出。而且汽车经常停在球场里，使球场无法使用。”这位体委干部恳切地要求说：“体育工作往往被人看不起，这回请‘娘家’派人来为我们说说话。”记者来到这里作了实地调查，情况属实。但是，卫生防疫站为什么要到这里建车库呢？记者来到县卫生防疫站调查。开始，他们抵触情绪很大，认为体育报记者一定是站在体委一边，冲着卫生防疫站来的。记者没有计较他们的态度，因为他们不了解你嘛！记者对他们说：你们在这里建车库，破坏了体育场，是违反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的。当然，你们的车子总得有地方放，你们有实际困难，提出来，我作为记者，有责任向上级反映，求得问题圆满解决。他们一所我这样说，方知我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批评他们而来，很感激，心平气和地谈了他们的困难，同时也承认了错误。后来，记者将县卫生防疫站的困难向县政府负责人作了汇报，县政府负责人当即表态：“体育场立即恢复原貌，另拨地皮为防疫站修车库。”记者从表扬县政府的角度将此事在《湖南体育报》上披露了出来，实际上批评了那种任意破坏体育场地的错误行为，但由于两家问题都解决了，被批评者也感到很舒服。
　　第二，公正准确
　　毛泽东同志说过：“必须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，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。”（《毛泽东新闻文选》１９８页）这就告诉我们，在进行报刊新闻工作的时候，一定要出以公心，秉公执“言”。
　　朋友们经常半真半假地对我说：“人们伯的就是你们这班记者。”我说：“你如果干了好事，你就喜欢记者；你如果干了坏事，当然害怕记者。”朋友说：“不一定！有些人干坏事，你们就不敢捅！而有些人错误并不大，你们却整得人家下不了台！”他们说的当然有片面性。但是，不能否定，记者利用自己手中的“权力”，通过批评来消除自己“心头之恨“的事，不是没有的。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训很大。
　　１９８０年，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在太原举行。大会某些工作人员有着一些“小少爷”、“大老爷”作风，尤其是对新闻单位的同志不“客气”，不愿提供必耍的方便，个别人有时甚至故意刁难。大家意见很大，说：“写内参！”带着情绪找刺，自然能找上不少。大家一凑，就凑了六七条。于是，我以《现场见闻录》为题，向报社写了《情况反映》。后来，编辑部将此事作为批评稿在《说长道短》栏目中登出来了。由于篇幅有限，编辑部进行了较大删节，结果将“离厕所不远的体育场入口处有两个姑娘值班”，变成了“厕所门口有两个姑娘值班”。被批评者一时下不了台，气得“恨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与报社打开了“官司”。此事使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深感内疚，真所谓“一失言成终身恨”了。
　　真实，是新闻的生命。“只有忠于事实，才能忠于真理”，只有忠于真理，才会产生不可摧毁的力量。只有批评的事实是真实的，准确的，被批评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。
　　新闻的真实性，指的是新闻报道要求符合客观事物的客观实际。即，报道的事实是“真”的，真实而准确的；对事实的解释是实的，实在的，实质性的。如果说，对事实的客观报道失真是无中生有说“假话”，那末，批评稿失实，便是无事生非说“瞎话”了！上面所列批评山西太原某体育场的事，就是对事实的解释不是实在的和实质性的，所以“失实”了。为什么会造成解释“失实”呢？除了认识水平之外，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在采写批评稿件时，带有个人的思想情绪，企图通过批评来“报怨”。这样，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，自然会出问题，批评便起不到促进工作的效果，只能适得其反了！
　　第三，“周瑜打黄盖”
　　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批评的事情是多种多样的。如果是一件具体事，对还是不对，容易分辨清楚，批评起来并不要花多少笔墨，也容易为被批评者所接爱。然而，报刊批评，不仅是对某个具体事做出谁是谁非的“裁判”，而且要鞭挞一切落后的社会现象，“凡典型的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，应当在报纸上广为揭发。”（《毛泽东新闻文选》第１７４页）对于这些事例的批评，就不像对于某个具体事件的批评那么容易。因为批评所牵涉的问题，对某个部门来说，往往是带全局性的问题。牵涉面广，影响大。弄得不好，被批评者不接受，对工作非徒无益，反而害之。但是，对于典型的消极落后现象，如果不能及时地旗帜鲜明地批评，报纸便失去了舆论监督作用，威信便建立不起来。对于记者来说，是一种失职行为。这类批评搞好了，往往比批评某个具体事情的效果大得多。碰到这类问题，记者在采写稿件时，最忌性急粗糙，必须下苦功夫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，掌握充足的材料，然后作出恰如其分的“评论”。
　　批评某个单位的落后现象，目的是为了使这个单位“先进”起来。因此，在进行批评之前，最好使被批评者知道批评者的用意，并且能接受批评稿中的观点，然后选择一个有利时机，采用被批评者能接受的恰当方法进行批评。这样，被批评者不仅愿意报刊对他们进行批评，同时还能与报刊很好地配合起来将这项批评搞好。许多同志将这种作法讥为“周瑜打黄盖”。
　　湖南省的体育技术水平曾经在全国处于先进地位。可是，从七十年代中期起，一步一步地后退了。对此，我曾做过许多调查研究，力图总结出湖南体育技术水平为何历年下降的原因。材料有了，观点也明确了，但是，如果批评时机、方法掌握不好，湖南省体委对于这类批评肯定是十分反感的。我耐心地等待时机。
　　１９８０年底，湖南省体委召开体育工作会议，我立即抓住这个机会，积极地向省体委负责人建议：这次体工会，应当认真地分析一下湖南体育为什么上不去的原因。他采纳了我的建议。于是，我又同负责写大会工作报告的省体委办公室主任具体商量，并将我手中掌握的材料提供给他，同他一起总结了湖南体育上不去的几条原因。省体委主任在大会上作完这个报告以后，我即以《湖南体育为何上不去，成绩连年下降？》为题，写成会议新闻稿，很快，《体育报》在头版头条位置编发此稿，《湖南日报》也同时在第一版以省体委主任答记者问的形式见报。此稿见报后，对湖南省体育界震动较大，议论纷纷。我立即走访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，请他们就湖南体育上不去的原因发表谈话，进行连续报道，有效地推动了湖南省体育事业的发展。
　　第四，把话留给人家自己讲
　　疖子化了脓，必须将脓挤掉，再上点药，而不能将其封起来，留在体内。批评，必须采取“疏导”手法，任何时候都不能“堵”。所谓“疏导”就是摆事实，讲道理，以理服人，使被批评者接受批评，改正错误，而不能借势压人和得理不让人。在“疏导”时，有一个重要的方法，就是将话留给被批评者自己讲。也就是说，报刊在进行批评的时候，给被批评者创造一个说话的机会，最好是将被批评单位的“话”即改进工作的措施同批评稿一起见报。这样，被批评者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了。这样做，往往比批评者指手划脚地大说一通有效得多。否则，批评稿突然出现于报端，被批评者没有思想准备，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，不但不会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，反而可能“卡壳”，使问题复杂化。
　　将话留给人家自己讲，还可避免批评失实。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，报刊刊登批评和自我批评稿件的比重比以前大大增加，提高了报纸在读者中的威信，读者乐于向报刊反映他们那里出现的问题，希望借重舆论的力量，求得问题的解决。群众给报社写批评稿件，被批评者往往是不知道的。写批评稿的人，由于处的地位不同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所反映的问题，难免与事实有出入。而报社又不可能事事都派记者去查证落实。这时候，如果采取“把话留给人家自己讲”的编辑处理手法，就可以避免批评“失实”了。
　　１９８４年２月，我收到湖南省人民政府一位同志的来信，反映省政府大院没有体育设施，体育活动太少，希望记者去调查，向有关方面呼吁，关心机关干部的身体健康。我将这封信带到了编辑部，与编辑同志商量后，对这封来信加了编者按，然后将编者按连同来信的小样一起寄给湖南省省长刘正同志，请他就此写篇文章谈谈重视机关体育活动的重要性。并说明，他的文章将连同来信一起刊登。刘正同志将此事委托省政府办公厅处理。省政府办公厅很重视这件事，立即召集大院内各单位负责人会议，就开展机关体育活动问题，采取了三项措施。接着致函《体育报》，表示虚心接受批评，将机关体育活动开展起来。３月１７日，《体育报》在头版头条位置以《一封读者来信，引出三项措施》为题，报道了这件事，同时刊登了省政府机关那位同志的来信。此次批评推动了湖南省地县机关体育活动。有关方面决定将６月和１２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作为机关干部体育活动日。如果不将话留给省政府办公厅自己去讲，而仅仅是刊登这封来信，然后由报纸发表一通议论，效果一定不会如此好。
　　第五，“架楼梯”
　　是不是批评稿件见诸报端之后，记者的任务就完成了呢？没有。批评稿件见报，仅仅是你将问题提出来了，问题并没有解决。
　　那未，在解决问题方面，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工作呢？
　　１９５７年３月，毛泽东同志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，特意指出：“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，否则，群众包围起来，他就下不了楼。”（《毛泽东新闻文选》第１９２页）准备楼梯，帮助被批评者下楼，便是批评稿见报以后的工作。这项工作，比提出批评更重要，工作量更大，更需要记者付出艰苦的劳动。
　　一个单位的工作落后，除了这个单位的主管人员主观因素之外，不可避免地有许许多多的客观原因。消极的客观因素能使积极的主观因素变为消极的东西；同样的道理，积极的客观因素也是使消极的主观因素向积极方面转化的重要条件。作为新闻记者，必须充分利用“新闻工具”这个有力的武器，为被批评的单位铺路架桥，引导更多的积极的客观因素促使消极的主观因素的转化。也就是说，为被批评者准备尽量多的“楼梯”，使他从不同的角度都能够尽快地“下楼”。
　　湖南体育成绩上不去，有一条重要原因，是体育训练场地缺乏。不仅后备力量得不到及时的培养，就是被选拔到省体育集训队的运动员，也往往因缺乏应有的体育训练场地而得不到科学的训练，成材率低，体育技术水平提高有困难。这样的问题，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得到逐步解决。而要动员会社会的力量，省体委是鞭长莫及的。为此，我对湖南全省体育场地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。然后，以“内参”形式向省委、省人民政府作了汇报，批评了许多地方不重视体育场地建设，任意占用和破坏体育场地的现象，反映了体育场地缺乏的状况；最后从体育事业的重要性，谈到体育场地建设的必要性，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“四项措施”。省委办公厅很快将这份“内参”印发给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主要负责同志，许多负责同志签署了自己的意见。最后，省人民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，以省政府的名义，批转了省建委、省体委《关于城镇体育场地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报告》，就全省体育场地的建设和管理问题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。这样的文件在全国省市级领导机关是第一次颁发，不仅大大推进了湖南省体育场地建设的速度，而且对全国其他省市产生了促进作用。国家体委将湖南省这个文件转发其他省市自治区。不久，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颁发了类似的文件。湖南省体委的同志十分感谢记者为他们架了楼梯铺了路。
　　第六，“查病房”
　　有些问题，报刊提出批评之后，很快就解决了，“立竿见影”。而有些牵涉面广，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并非报纸一提出批评就能立即解决的。其中除了被批评者对问题的认识有距离外，客观条件未成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有许多客观条件，是靠人的主观努力去创造的。因此，当我们对某个问题提出批评之后，记者还必须有一抓到底，不解决问题不罢休的劲头，就象医生护士查病房一样。一个人得了病，住院之后，医生护士总是及时地对病人检查、观察，督促其按时服药。没有医生护土及时的检查、观察，有的放矢地采取新的治疗措施，住院病人就不能尽快治好病。某件事经报纸批评之后，将问题提出来了，好比病人的病确诊了，并送进了病房。这时，记者就应当象医生护士那样，及时去关照“病人”直至其“病愈出院”。
　　湖南省衡阳铁路分局苗圃体育场，多年来一直被占用做建筑材料预制场和材料贮集场。分局体协的同志多次向上级反映未能解决问题。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，他们写信向《体育报》反映情况，《体育报》刊登这封信后，没过几天，便派记者专程去访问铁路分局局长。这位负责人表态：１９８１年春节前，占用单位一律迁出，恢复体育场。局长的表态是否兑现？春节前１０天，我去找局长，他说：“春节后一定动手迁。”事实上，他确实也采取了措施。比如，给占用体育场地的单位拨地皮，让他们将物资挪开，等等。１９８２年春节又快要到来了，我再访衡阳铁路分局，还有一个单位没有迁走，场地恢复工程也没有动。这时，原局长已退居二线，新局长上任几个月了，他见《体育报》三次来人调查此事，受到感动。于是，专门到现场勘察，最后对记者表态：“分三年将体育场改造成为新型体育场。”我说：“以后，我争取每年来看一次，看你们的计划是否实现了？”他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要求。在消息中，我表扬了这位局长，实际上是批评了原衡阳铁路分局办事拖拉。反面文章正面作。
　　以上六个问题，归纳起来，是三个部分。第一、二个问题，是记者的道德问题；第三、四个问题，是批评的技巧问题；第五、六个问题，是记者的责任心问题。根据我的肤浅体会，如果作到了这六点，批评稿件一般来说是能采写和处理得好的。
　　一些同志认为，报刊批评，容易得罪人，因而，不愿采写批评稿。事实上，只要我们深入实际，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，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，同时掌握好批评的时机，讲究批评的方法，采取批评是为了改进工作、解决问题的与人为善的态度，报刊批评不仅不会得罪人，相反地更能获得读者的信任，提高报刊的威信。善于开展批评的记者编辑，知心朋友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得到群众的拥护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　　　　　（１９８４．１初稿１９９２．１０修改）